歌声中的故乡

作者: 时间:2020-07-18N校生活857人已围观

歌声中的故乡

城门楼上的头颅

那时,祖母带我两位姑姑也从东北到了北平。父亲已先託人把我母亲和我兄妹由南京送到北平,对朋友们说是要去照顾婆婆。父亲由哈尔滨回到北平后,决定尽可能地留在华北,用种种方式和东北的地下抗日工作人员联繫,以便掌握局势。那时候北平不太安全,没有什幺保护,时常有日本奸细搜集资料,因此我们就搬到天津的法租界。哥哥则留在北平陪祖母,我母亲有时还能从天津去探望他们。

这期间,母亲开始扮演这一生的新角色:接待来自家乡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学生。记得有一天,有位盖伯母和我妈妈在屋子里哭,妈妈叫我带她两个小男孩到院子玩,盖家小兄弟说:「不知为什幺我爸爸的头挂在城门楼上?」。二○○○年,在瀋阳已复校的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开幕时,有人赠我《勿忘九一八》纪念画册,有一张全页照片:古城楼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壮汉头颅,怒目龇牙,血淋淋的国恨家仇,全未放下,与我童年记忆印证,永难磨灭。

但是,即使在租界,仍然不很安全,姓「齐」很惹眼,所以父亲就常常改姓。我记得我们最常姓「王」、「徐」,我还姓过「张」。因为父亲必须不断地改姓,母亲也不断地做「王太太」、「徐太太」⋯⋯。我上学前常常问:「妈,我今天姓什幺?」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问「我姓什幺?」真的很可笑。

在危机四伏、不断搬迁的日子里,母亲不再是个哭泣的女人,她与我父亲两人的感情,在那样动荡的局势下开始建立起稳固的根基,她觉得能与他共患难是幸福的,那种全心全意的接受与奉献,给我成长过程最大的安全感。她八十三岁去世前不久,我们曾谈到新时代女性有选择权的婚姻,我问她现在是否仍会选择嫁给爸爸?她当时未答,过了几天,她说:「我还是会嫁给他。他虽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温和洁净的真君子。」

孤寂的病中岁月

一九三四年夏天,突然间我得了病。

我从小气管和肺就不好,那一年暑假得了两次肺炎,生命垂危,几度又是气若游丝的状况。

我父母很忧愁,有位医生跟他们说:「她这种肺,应该到北方乾燥的地方,会好一点。」祖母那时还住在北平,得知我的病情,写信说:「把她送到北平来吧。」

我记得跟父亲坐津浦铁路到北平去,自己并不知此程的真正目的,只因为父亲亲自带我,让我感到很快乐。平德国医院的医生诊断后,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如果这样下去,恐怕保不住了,你最好把她送到疗养院。」

父亲又亲手牵着我,把我送到离城二十里、位在西山山麓由德国人和中国人合资开设的「西山疗养院」,那位德国医生保证我到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

疗养院採西式管理,病人是一个人住一间房。虽然我是院里唯一的小孩,也得一个人住。每到晚上,我一个人睡在房里就很怕,住了整整一年也怕了一年。

那时候肺病是重症,有些人会治好,有些人治不好。因此院里经常有人死去,死后院方会在病人住过的屋子里撒石灰。本来我不懂,后来我知道,一撒石灰,就是有人死了。死亡是什幺,我不知道,但是一看到撒石灰就开始哭。

六十多岁的祖母每个礼拜六坐二十里路轿子到疗养院看我。每回她要走的时候,我就哭哭啼啼地想下床追,但又不能下床,就在床上喊:「我跟你回家!我跟你回家!」

祖母的轿子走很远了,还听到我在哭,但又不能带我走。有一次临走时,她也哭了,眼泪在皱纹里是横着流的,至今我才明白何以古人文章里说「涕泪横流」⋯⋯。我想那时候我大概闹得太厉害了,整天哭哭啼啼的,把祖母闹得够受。我一生常常怀念祖母,她自我诞生之初开始,直到多病的老年还要为孙女这幺操心,我常常觉得亏欠她太多。几年后,我们由汉口颠沛流亡许久到重庆,辗转得到她逝世的消息,我始终很难相信,那冬天抱我的温暖身体会变冷。

我父母亲七十岁的时候,搬到内湖安居直至去世,那是我们团聚最多最快乐的时期,也是父亲与我谈话最多最密切的时期。有一天晚饭后,他送我到湖边等公车,我对他说当年在西山疗养院的心情和它影响我终生胆小怕黑暗。

「你们好残忍,把我一个人送到那荒山上的医院去。」

他叹息说:「我们那个时代,很少人懂得儿童心理学,我多年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不知道小孩有那幺複杂的心理。那时我用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把你送去疗养院,只希望你能活下来,亲友都说我是很好的父亲呢!」

我们坐在等车的板凳上,无言许久,车到了才惊觉。

他一定在想:「如果那时我懂这些,我会怎幺做?」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父母生我、养我,辛辛苦苦留住我。

住疗养院那一年在无可奈何中,把读书当作唯一的消遣,渐渐成了终身的兴趣。书好像磁铁,会吸引我。有时回想这深植我生命的书缘,大约可称之为因祸得终身之福吧。

母亲与东北学生

一九二八年六月,统治东北的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东北已近群龙无首,张学良已与南京中央议妥,新年前挂中华民国国旗,这有名的易帜盛事,使北伐革命减少了最大的阻力。

这年秋天,黄埔军校(由广州迁往南京后已改名中央军校)第八期在全国招生,党部请我父亲协助在东北招考学生。父亲面见蒋委员长,建议将初选合格的一百多名东北青年全部录取,使多年来只有地方观念的青年能有国家观念,成为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革命种子。因此,自第九期至十二期,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委託父亲派人到东北每年招收一百名高中毕业生。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学生几乎占军校生总数四分之一,家乡沦入日本人占领之下的青年人,自黄埔毕业后分发至各军种成为抗战的生力军,但能回东北的并不多。

除了军校,每年因招生而同时来到南京的还有中央政校和中央警官学校的二三十个学生,我父母每星期日轮流招待这一批离乡背井的东北孩子。再则,我母亲又怀孕待产,不久生下我第二个妹妹静媛。那一定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岁月吧,三十多岁才做了一个家的女主人。

那栋新建的米黄色小楼有个相当大的院子,我母亲很快种了各种层次的花草。由她二楼卧室的窗子望出去是南京最高的紫金山,中山陵在它北麓,从环绕山顶的云雾颜色就知道天气的阴晴。

照顾东北到南京的学生是我父亲的工作之一,每星期招待他们吃饭却是我母亲的快乐,也是她思念故乡最大的安慰。

家中请了一位山东厨师老宋(他和我们流亡到四川十年),每星期日请一桌黄埔学校和政校的学生吃北方麵食,在我母亲心中,每个人都是她的娘家人。她喜欢听他们说话,讲家乡春夏秋冬的情景,讲亲人,讲庄稼。⋯⋯

搬到宁海路后,她发现房子后面有一个不算小的后院,就买了大大小小的缸,除了最热的夏天,她带着李妈不停地渍酸菜(白菜用开水烫过,置于缸内发酵一个多月后即成脆白的酸菜),又託人由北平买来纯铜火锅。七七事变前在南京那些年,齐家的五花肉酸菜火锅不知温暖了多少游子思乡的心!母亲又认为东北的大酱最好吃,就是台湾说的甜麵酱。东北因黄豆又多又好,一般家里都会做这个酱。母亲想做大酱,但做的过程其实满可怕的,得先让黄豆长霉。

父亲知道了,就反对:「你在院子里搞什幺?」母亲说:「我摆在后院里,又不给人看见!」父亲觉得又髒又噁心,不让她弄,但我母亲下定决心,还是偷偷做了一缸。等这些黄埔军校的学生来,母亲给他们切一段段的黄瓜,蘸大酱吃,然后又端出酸菜火锅。

有人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因为想起家来了。这些人这一生没再回去了。

到台湾八二三砲战时,父亲到战地去,金门防衞司令王多年将军说,他是我父亲主持招收的黄埔十期学生,忘不了我母亲的家乡菜。从南京打到四川的征途,许多黄埔的学生,照顾中山中学的弟妹和我一家人,也是对我母亲感恩。

那一年,我姥爷设法又来了一趟南京,看到他疼爱的女儿在前院种花和后院大大小小的缸间兴高采烈地忙着,终于放了心。回家后两年,他平静地去世,心中不再牵挂。

母亲虽然有了持家的幸福,却常常一面忙一面轻声地哼唱着,我不知道她唱什幺,但是当她抱我妹妹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在唱〈苏武牧羊〉,唱到「兀坐绝寒,时听胡茄,入耳心痛酸」一句不漏,重複地唱着直到小孩睡着了,有时还独坐一阵子。

十多年后,抗战已经胜利了,她曾经回到家乡祭拜了姥爷和姥姥的墓,回过她枯守了十年的齐家小西山故居,接着却又被迫逃离北方,奔往更遥远的台湾。在台中,我儿子的摇篮旁,已经二十年后了,她又轻声地唱起〈苏武牧羊〉,那苏武仍在北海边牧羊,穷愁十九年⋯⋯。直到她埋葬于台北淡水之前的三十八年间,她未再看到心中的北海。

张大非,家破人亡的故事

我哥哥随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到南京之后,每个星期六中午会带五六个同学回家。吃过晚饭,他们坐江南铁路的火车回板桥,哥哥在家住一晚。

母亲在她自己的幸福中,觉得每个没有家的东北孩子都是她的孩子。在南迁之后、抗战八年之中,所有中山学生都是没家的孩子,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凄楚的故事。张大非初到我家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他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也不参加游戏。吃饭时,妈妈总叫他坐在她旁边,不断地给他挟菜。

在这之前,我只知道爸爸要哥哥去找一位姓张的学生—他的父亲在满洲国成立之初是瀋阳县警察局长,因接济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

哥哥终于在同学中找到了他。他比我哥哥大三岁,除了打篮球,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也很少与人说话。透过那一年毕业和他一起打球的撑竿跳国手符保卢(是那时女生的偶像)知道他的身世,哥哥才找到他。

那一年过年除夕,他们留在学校,全校包饺子过年。初二下午,张大非与哥哥回我家。当天外面开始下雪,很冷,屋子里生了火,饭后坐在壁炉边,妈妈问他离开家乡的情况。

他说他父亲被烧死之后,在日本人追杀之前,一家八口四散逃亡;他与一个弟弟、妹妹连夜逃往营口投奔姑姑,进了一所教会办的中学,每天早上学校有早祷会,由「主祷文」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赐给我们⋯⋯。」在这里他可以尽情求告一个父亲的保护和爱,于是他信奉了基督教。

第二年满洲国成立,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他已十五岁,一个人进关,到北平投奔叔叔。失学了一年,叔叔家也不适久住。那时在北平、天津街上流落的东北青年很多,冬天街旁常有冻饿路倒。

有一天,他在极端困顿中在报国寺旁游蕩,看到院子里搭了几个帐篷,庙门上贴着「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布告。他考取了初三,入学后全体学生食宿一切公费,从此有了安身之所。

学校功课水準很高,原以为自己有了前途,谁知过了两年,华北在日本由满洲国进逼之下已风雨飘摇,渐渐岌岌可危,中山中学被迫南迁。离开北平时,只能辗转告诉在家乡却已无家可言的母亲,将随学校南迁,到了南京板桥却始终得不到母亲的消息⋯⋯。

我永远记得那个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个十八岁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号啕,

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和几年前有个小男孩告诉我他爸爸的头挂在城门上一样悲惨。

窗外,妈妈种的几棵小树在风雪中摇晃,弯得近于折断。自此,我深深地记住他的名字—逃到营口后,他把原来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张迺昌」改为「张大非」。

从此,每个星期六午后,我会在哥哥那群喧闹的同学中,期待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他最喜欢带我那三岁的大妹妹到院子里玩,有时帮妈妈抱襁褓中的二妹,偶尔会到我常坐的椅子旁看我新买的书。有一次,他带来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给妈妈和我看,说这是离家后唯一的依靠。当时我虽不懂,但多年后我明白,为什幺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种和平、宁静,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奥待解的书,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随身带走了。

有一天吃过中饭,哥哥和七八个同学说要去爬不远处的一座小山,牛首山。我看着那山羡慕许久了,就追着赶上跟了去。

下午四点钟开始下山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我比他们下山时走得慢,渐渐一个人落后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

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很少看到的。

初夏,我们搬回南京城里,妈妈待产。

我们的一生和中国的命运不久就全变了,我再也没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缘分。

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

摘自《巨流河》

歌声中的故乡

数位编辑整理:曾琳之
Photo:Sheila Sund,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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